[乱灌专区]暗潮洶湧群魔亂舞

就是说吖........21天也差不多一个寒假了~~~ 反正要放的话时间还是自己的~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呵呵~要好好学习德说~

（口号照喊，行动再看）

就是这样啦，一般都是这样~

不要告诉别人阿~~~

说谁呢.......~\ 昨天才发现昏迷的时候那个魅力值也还是会掉的~~悲哀! 另一个兄弟仍在黄泉路上

当然有事情做喽，刚才写了一大堆作业，有语文，有数学。

呵呵~你们继续把~我要去看一会书了~一会再回来~8888

语文数学......很久没有碰过的书籍了，~!
仍在继续煎熬中

你一般会看什么书啊，好不好看啊，好看的话，我也想看。

我现在要说看书的话也只对科幻一点的感兴趣~~
卫斯理就是最局代表的

那就没了...........因为我也只是在学校里面有看过书籍小说之类的~
现在完全没了

怎么会呢？也可以介绍一些其它类的啊。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行，只不过我看过了。

那个听说很不错...........只可惜我一页都没有看过~~~
哲学的是不s

完全没看过的哦2............郁闷~!~ 而且现在也没多少的时间看书`~

更何况看不进去

这还是第一章呢，全文要一直到第九章呢。看不完吧。

怎么贴出来这么少~~
我记得这一半书的话很厚一本的~~
难道少了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译者］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叫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得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朋友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然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不大，可是有两个车站。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又会钳工，又会电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这个人很有头脑，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委任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那个时候打仗留下来的。
　　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都忘记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批枪留给德国人，当然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马上就得动手，赶在天亮以前把一切都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板很结实的人，胡子又粗又硬，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欠了一下身子，说：“干……吗……要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太对了！”叶尔马琴科热烈地拥护说。“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受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好：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一些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能发挥多大作用啊！”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是呀，不过德国人一定会下令，让把枪都交回去，到时候就都交出去了。”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挨个看了看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查查岗去吧。”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原房主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垫子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去。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非常热闹，不同往常。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路上，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拿三支的。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往家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到家里，匆匆忙忙地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随即跑了出去，直奔城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胖胖的白净妇女，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
　　“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天刚蒙蒙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帮鼻涕将军，都欠用柳条抽。太不像话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要跑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无赖，别说枪，就是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拿，往后还得受他连累。你干吗，也想上那儿去？”
　　保尔早就不再听谢廖沙的母亲唠叨，他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路上过来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步枪。保尔飞快跑到他跟前，问：“大叔，请问，枪在哪儿领？”
　　“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那儿正在发呢。”
　　保尔撒开腿，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儿搞来的枪？”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有了，全都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消息使保尔大为懊丧。
　　“咳，真见鬼，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不该先回家！”他失望地想。“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已经走过去的小男孩，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枪来。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气得要命，就朝他直扑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起刺刀，喊道：“走开，小心刺刀碰着你！”
　　小男孩心疼得哭了起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
　　一到夏天，在宁静的夜晚，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或者成群成帮，或者成双成对，有的在自家门口，有的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用的木料堆上。到处是欢笑，到处是歌声。
　　微微流动的空气里，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天空的深处闪着微光；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喜欢他的手风琴。他总是爱惜地把那架维也纳造的、音色优美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刚刚触到键盘，便飞快地由上面滑到下面。低音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接着便奏出大胆的跳跃式的旋律。
　　手风琴扭动身子，起劲地演奏着。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不闻声起舞，跳个痛快呢？你是忍不住的，两只脚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手风琴热情地演奏着——生活在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欢畅。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有点怕她。她口齿很伶俐。现在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搂住他，大声笑着说：“嘿，你这个手风琴手可真棒！可惜就是小了点，要不然倒是我称心如意的小女婿！我就爱拉手风琴的，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紧紧地搂住他不放。
　　“亲爱的，你要往哪儿躲？真是个小冤家！”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局促不安，四周的笑声却惊醒了素常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加莉娜的肩膀，说：“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点吧。”
　　于是又是一阵戏谑和哄笑。
　　玛鲁霞插嘴说：“保尔，拉一个忧伤点的曲子吧，要能动人心弦的。”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了，手指慢慢地移动着。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家乡曲调。加莉娜带头唱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即跟上：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了故乡，
　　唱起歌儿
　　抒发心头的忧伤，
　　我们感到亲切，
　　我们感到舒畅……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传向远方，传向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叫我了，我得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说：“再呆一会儿，再拉几个吧，耽误不了回家。”
　　但是，保尔忙着要走，他说：“不行，明天再玩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叫我呢。”
　　他穿过马路，朝家跑去。
　　他推开房门，看到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的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替他。要的话，你回来告诉一声。”
　　那个人插嘴说：“不用了，我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当然要雇人啦。”保尔说。“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要找个替工，就是没找到。
　　单靠一个锅炉工就发电，他又不敢。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这么说，事情就算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看到他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仔细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不好意思。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结实的宽肩膀上，显得太瘦了。他的脖子跟牛一样粗，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柞树，浑身充满力量。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你跟我弟弟一块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德国人来了。”
　　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要来，全城还是像捅开了的蚂蚁窝一样，立即忙乱起来，而且对这件事总还有点半信半疑。
　　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居然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院门，向外张望，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不走马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路的两侧行进。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上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把队伍拉成长条，从车站到市区，连绵不断；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并没有人想抵抗他们。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拿着毛瑟枪的军官，马路当中是一个担任翻译的乌克兰伪军小头目，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又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缴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那些不愿去交枪的人，就在夜里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把枪捡起来，装上军用马车，运到城防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钟，规定缴枪的期限一过，德国兵就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是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给德国人。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但是搜到的很少。
　　第二天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小声问道：“你从外面往家拿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本来想瞒住步枪的事，但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就全都照实说了。
　　他们一起走进小棚子。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然后抓起枪筒，抡开膀子，使出浑身力量向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托砸得粉碎。没碎的部分则远远地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回头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茅坑。
　　完事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也明白，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跟你说清楚，往后什么也不许往家拿。你知道，现在为这种事连命都会送掉。记住，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让他们发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
　　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倒是不会碰你的。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拿东西。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莉和维克托从车里走出来。
　　“这些宝贝又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又有好戏看了，他妈的！”说着就进屋去了。
　　保尔为枪的事难过了一整天。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没有人要的破棚子里，拼命用铁锹挖土。他终于在墙根底下挖好一个大坑，把领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放了下去。他不想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宿，怎么想也舍不得这些已经到手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好，夯结实了，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新土上。然后又从各方面检查了一番，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才摘下帽子，擦掉额上的汗珠。
　　“这回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是谁家的棚子。”
　　朱赫来在发电厂工作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常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电工技术。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空闲的日子，他常常来看望阿尔焦姆。这个通情达理、严肃认真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尤其是母亲埋怨保尔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他总会想出办法来安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劝得她心里舒舒坦坦的，忘掉了种种烦恼。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朱赫来叫住了他，微笑着对他说：“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我那个孩子总好干仗，活像只公鸡。’”朱赫来赞许地大笑起来，接着又说：“打架并不算坏事，不过得知道打谁，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说正经话，便回答说：“我可不平白无故地打架，总是有理才动手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对他说：“打架要有真本领，我教你，好不好？”
　　保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有真本领怎么打？”
　　“好，你瞧着。”
　　他简要地说了说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第一课。
　　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本领，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学得很不错。在朱赫来的拳头打击下，他不知摔了多少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徒弟很勤奋，还是耐着性子学下去。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子，没有什么活要干，就决定到房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那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子，登着墙上凸出的地方，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这棚子有一面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上，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前面的房子。保尔把头探过棚顶，看到了院落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里的四轮马车。他看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常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到那个中尉。
　　那个中尉粗短身材，红脸膛，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须，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里，窗子正朝着花园，从棚顶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中尉正在桌旁写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旁边，他站住了，显然是在跟谁说话。涅莉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出了栅栏门，上街去了。
　　这一切保尔都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睡一会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完屋子，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转眼间，保尔看见他已经到了拴着马的马厩旁边。
　　保尔朝敞开的窗口望去，整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上放着一副皮带，还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为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所驱使，悄悄地从棚顶爬到樱桃树上，顺着树身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敞开的窗子跟前，朝屋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和一支装在皮套里的很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心里斗争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还是被一种力量所支配，他不顾死活，把身子探进窗子，抓住枪套，拔出那支乌亮的新手枪，然后又跳回了花园。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枪塞进裤袋，迅速穿过花园，向樱桃树跑去。他像猴子似的攀上棚顶，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他从板棚上溜下来，急忙跑回家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从箱子后面抓起一块破布，塞进衣袋，悄悄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翻过栅栏，上了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只手把住那支不时撞他大腿的手枪，拼命朝一座废弃的老砖厂跑去。
　　他的两只脚像腾空一样，风在耳边呼呼直响。
　　老砖厂那里很僻静。木板房顶有的地方已经塌了下来，碎砖东一堆西一堆的，砖窑也毁坏了，显出一片凄凉景象。这里遍地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起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许多安全可靠的隐蔽场所，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砖窑的豁口，小心地回头望了望，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松林在飒飒作响，微风轻轻扬起路边的灰尘，松脂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保尔用破布把手枪包好，放到窑底的一个角落里，盖上一大堆碎砖。他从窑里钻出来，又用砖把豁口堵死，做了个记号，然后才回到大路上，慢腾腾地往家走。
　　他的两条腿一直在微微打颤。
　　“这件事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想到这里，觉得心都缩紧了，有点惶恐不安。
　　这一天，还没有到上工时间，他就提前到发电厂去了，免得呆在家里。他从门房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进了安装着发动机的厂房。当他擦着风箱，给锅炉上水和生火的时候，还一直在想：“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约摸是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压低了嗓音问他：“今天你们家里为什么有人去搜查了？”
　　保尔吓了一跳。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是的，情况不大妙。你不知道他们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清楚他们要搜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枪的事告诉朱赫来。他提心吊胆地问：“阿尔焦姆给抓去了吗？”
　　“谁也没抓去，可是家里的东西都给翻了个底朝天。”
　　保尔听了这话，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但是依然感到不安。
　　有几分钟，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却因此变得警惕起来。
　　“真见鬼，莫不是他们听到了我的什么风声？我的事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可是为什么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得格外小心才好。”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干自己的活去了。
　　列辛斯基家这时可闹翻了天。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查问。等到查明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素彬彬有礼、似乎颇有涵养的中尉，竟然甩开胳膊，给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被打得晃了晃身子，又直挺挺地站定了。他内疚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生气，他因为家里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一再向中尉道歉。
　　这时候，在场的维克托对父亲说，手枪可能叫邻居偷去了，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嫌疑最大。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中尉马上下令进行搜查。
　　搜查没有什么结果。这次偷手枪的事使保尔更加相信，即使是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安然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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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动了。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返了回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样：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图案似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
　　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
　　“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这回还能钓个屁！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
　　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他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答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呆着去，好不好？”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
　　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
　　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这样的，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你知道，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说我发狂地爱着她。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我甚至选了纳德森［纳德森（１８６２—１８８７），俄国诗人。——译者］的一首诗，抄了进去。”
　　“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晚上到工棚那儿去，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比这要好多了。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我们俩就去过。”
　　维克托轻蔑地皱起眉头，说：“舒拉，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舒拉·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吐了一口唾沫，讥笑地说：“你倒像个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其实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那么，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
　　“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
　　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
　　“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说着，狠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惩罚他。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但是稳住了，没有跌下水去。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第一把交椅。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
　　“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
　　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
　　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领狠劲打了一下……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她拍着手喊。“真有两下子！”
　　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德国人抓走两名司机，怀疑他们传送宣言。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已经有十个左右游击队，有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有的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
　　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留在城里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没关系，现在这种时候，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朱赫来这样想。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进行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等，运到德国去。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严刑拷打。看来，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西多连科，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
　　罗曼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找你说！”接着，他狞笑了一声，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说：“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丑八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
　　“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紧紧追问，弄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他说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就赶忙添上一句：“他可是说过，绝对不能交给别人。”
　　“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谁都不告诉。你这个小红毛，快去吧，到保尔家去。我妈也在那儿呢。”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
　　转眼间，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晚上，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万无一失，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
　　这件事发生以后，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不过男人们不在，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一天，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交给老太婆一些钱。
　　“大婶，这是大叔捎来的。您可要当心，对谁都不能说。”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谢谢，要不然真够受的，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
　　“哼，走着瞧吧。罢工虽然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称得起无产阶级。”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兴奋地这样想着。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对着熊熊的煤火，微微眯起双眼，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鼓动皮风箱，在给炉子鼓风。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对阿尔焦姆说：“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活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孩子，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嘿嘿。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当然喽，这也难怪。阿尔焦姆，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就像常言说的那样，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呢，脚踩两只脚，一只脚在火车头上，一只脚在庄稼地里。”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孩子，咱们的事不大妙。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像晒鱼干一样。”
　　“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含糊地说。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
　　“大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迅速放到铁砧上。
　　“来呀，孩子，使劲锤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举过头顶，使劲锤下去。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向小屋的四面飞溅，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随着大锤的起落，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的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１．０６公里。——译者］，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
　　“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
　　“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莞尔一笑。
　　“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
　　“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
　　“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
　　“因为什么？”
　　保尔脸红了。
　　“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
　　“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能跟我比？”
　　“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
　　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
　　“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
　　“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
　　“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怎么，我该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讨饶地说：“老爷子，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他马上动手，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
　　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１８０７—１８８２）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
　　“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机器暴躁地跳动着，飞轮在疯狂地旋转，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冲向排气阀，赶忙扳了两下，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他放下排气阀，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朝家里走去。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
　　“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
　　“可以叫他听话的，”她想。“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维克托在看书。看样子，他们都在等她。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悄声问：“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说出，把书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它吗？”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
　　冬妮亚想了想。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瞥了维克托一眼，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没有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茶已经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走进屋里。维克托跟在后面，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摸不透是什么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她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一定会来的。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
　　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异地扬起眉毛。
　　“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也得为我挨骂。他会问您，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
　　“您尽瞎说，保尔。”冬妮亚生气了。“快点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冬妮亚问他。
　　“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
　　“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
　　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倍·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五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每回都打胜仗。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他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
　　“这可不行，我不到屋里去。”保尔断然拒绝了。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也许是害怕？”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干净。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
　　“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
　　“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有一回，我有事到他们家，涅莉就没让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保尔说着，笑了起来。
　　“走吧，走吧。”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
　　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她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
　　“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
　　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
　　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
　　“长得长了，剪掉就是，还叫我怎么办呢？”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
　　“这才像个样子，”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
　　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
　　临别时，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
　　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
　　“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
　　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去挣，你别担心。
　　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
　　“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
　　“理分头吗？”理发师问。
　　“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明白了。”理发师笑了。
　　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
　　“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
　　“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
　　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
　　“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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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别在发了。............偶也不会看的~~~ 没什么心情的拉~ 说说一些实际一点.,...~ 你现在是在上初中还是????

我在上小学五年级，你应该多看看这种名著，多看看这些名著会对你有好处的。

小学五年级

话说现在龙论又多了一位小学的同学了~~ 加油

慢走噢........偶也要去做做其他的事情的~~!
江湖果然是危险之地